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每一想起周恩來總理的知遇之恩，心里總是久久不能平靜。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一個重大法寶。１９９６年新年伊始，正是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２０周年的日子。榮毅仁在他的辦公室滿懷深情地說：“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用裕如，功勛卓著。他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少壯派”的雅號傳開了

榮毅仁忘不了：１９５０年他作為毛澤東主席的客人，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頤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飯，正好坐在第二桌——周總理那一桌。周總理見到３４歲的榮毅仁，詼諧地說：“噢，少壯派！”這是榮毅仁第一次和總理離得那么近，第一次和黨中央領導人在一起吃飯。總理給他起的“少壯派”雅號從此就流傳開了。事情過去快半個世紀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可親可敬，在榮毅仁的記憶里始終是鮮亮亮的。

從１９４９年解放到１９５９年，榮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找到他，對他說：“建國快１０周年了，總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當紡織部副部長。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們一塊干吧。”原來，毛主席要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推薦幾位黨外人士當部長，鄧推薦了兩人，其中一位就是榮毅仁。張琴秋是奉周總理之命而來的。榮毅仁領會這是黨中央看重他，一口答應了。紡織部希望他在國慶節前到京上任即可，可榮毅仁三天之內就動身了。

在北京飯店，榮毅仁去理發時恰巧碰見了周總理。總理親切地說：“你來啦，很好。歡迎你到北京工作。”總理生怕榮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習慣，特地關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榮毅仁聽了心里熱乎乎的，說：“謝謝總理關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會習慣的。”

“胞波”之情第一位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國友好代表團應緬甸政府邀請，前去參加緬甸聯邦獨立１３周年慶典，出席互換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的儀式，并對緬甸進行友好訪問。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率領，共４００多人。其中有政府代表團，還有其他八個方面的代表團。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有：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和夫人，副總理羅瑞卿和夫人，輕工業部部長李燭塵，對外貿易部副部長雷任民，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蔡廷鍇，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榮毅仁，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這是建國以來派往國外的最大的一個代表團。

榮毅仁說：“總理工作非常緊張，本來我們是跟著出去的，并不需要總理親自來和我們談，可總理仍抽出時間特地找了我們。總理說：‘對不起，因為工作忙，未能及時和你們談。’總理把這次應邀訪問的情況給我們一一介紹了，還征求我們的意見。總理總是十分尊重我們這些黨外人士。”

１月４日，中國友好代表團在仰光參加了慶祝緬甸聯邦獨立１３周年盛大儀式。緬甸總理吳努風趣地說：“誰是緬甸人？誰是中國人？”周總理與陳毅說：“我們全都是‘胞波’（緬語“親戚”的意思）。”主人和客人都爽朗地笑了起來。

榮毅仁感受更深的是周總理對隨團出訪的八一足球隊的囑咐。

八一隊實力較強，隊員們躍躍欲試，說這回一定要贏它幾個球。總理知道后，讓陳毅等去做工作，八一隊的小伙子們似乎還有點不甘心，說：“那我們先踢進一個球吧。”總理看穿了小伙子們的心思，親自去開導說：“先踢進一個球，不也就是要贏人家嘛，人家要踢不進去呢？要知道，人家上上下下對足球都很重視，不要影響眾多人的情緒。我們是搞友好來的，要以友誼為重，不要一定想去贏人家。”總理耐心地講明道理，八一隊想通了，記住總理的囑咐。比賽時球踢到半場，一次八一隊的球已踢到球門邊了，球轉了轉，并沒有進去，吳努笑著對總理說：“我明白了。”這場球踢成了平局。此情此景，使一向酷愛看足球比賽的榮毅仁也深受教育，他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總理不僅在國內講統一戰線，在國際也講統一戰線。他總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把友誼放在第一位。”

周總理辦事嚴謹，十分尊重人。１９６３年榮毅仁因病在上海寓所稍事休養，恰逢總理來上海視察，在上海政協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榮毅仁對總理說，想請他和鄧穎超大姐到家里吃頓便飯，總理滿口答應，說：“好，好，那我們就明天到府上吧，可以嗎？”

第二天，總理人未到，電話先來了。總理秘書說，總理實在抽不開身，要晚到半小時。榮夫人楊鑒清想，半小時，不就是前腳后腳的事嗎，何況又是家常便飯，竟還特地叫人打來電話，總理真是太尊重人了，太認真了。

“救命恩人哪！”

“文革”十年浩劫，被視為“老牌資產階級”的榮毅仁自然逃不脫厄運。那時榮毅仁既是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又是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１９６６年夏，社會上的紅衛兵先后來到榮家“造反”。他們在榮家安營扎寨，又批又斗。在緊要關頭，周總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紡織工業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護榮氏夫婦。紡織部馬上研究對策，由當時的副部長錢之光秘書陳錦華具體執行，連夜派出了部里的紅衛兵趕至榮家，他們對外來的紅衛兵說：“你們不要管了，都退出榮家，由我們來處理。”就這樣，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巧妙地把榮氏夫婦保護了起來。楊鑒清說：“紡織部的紅衛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周總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哪！”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榮毅仁參加了紀念孫中山誕辰１００周年大會，會上，榮見到了鄧大姐。鄧大姐關切地問：“鑒清怎么樣？”接著又說：“總理不是已讓人帶口信給你了嗎？總理要你沉得住氣，要經得起考驗。”因為帶口信的人并沒有把話帶到，“文革”開始后榮毅仁還是第一次聽到總理的聲音。這聲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燈，灼熱沙漠中的甘泉，榮毅仁一時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淚水直在眼眶里打轉。此時此刻，還有什么話能比總理的話更感人肺腑的呢！還有什么恩情能比總理的恩情更令人沒齒難忘的呢！總理生怕口信帶不到，又特地請鄧大姐親自對自己再講一遍，總理處境也難，又日理萬機，為國家操碎了心，竟還如此細心周到地想著自己，榮毅仁感奮莫名，聲音有點發顫地對鄧大姐說：“請您報告總理和毛主席，我堅決跟著黨革命到底，我跟黨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紡織工業部部長蔣光鼐病故。６月１２日在八寶山舉行的追悼會上，總理見到榮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榮毅仁低垂雙眼，把兩只手都搭上，總理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搭了好幾分鐘，千言萬語，萬語千言，盡在不言中。榮毅仁從偉人的雙手中，感到了溫暖，感到了力量！

總理堅持要他參加

北京北太平莊有家小理發店，就設在當時榮毅仁住所附近，“文革”期間榮毅仁經常光顧。１９７１年的一天，榮毅仁正在等候理發，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來把他找走，說是總理立即請他去參加一個會。榮毅仁有點摸不著頭腦，立即起身跟著走了。原來，“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總理召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會，傳達“九·一三”事件。總理點名要榮毅仁參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開會時，總理沒見到榮毅仁，就查問這件事，堅持一定要榮參加。到榮毅仁趕去時，會已開始了。總理見榮毅仁來了，點點頭，讓他坐下。這是“文革”期間榮毅仁第一次在總理主持的高層次會議上亮相。總理在講話中還表揚了榮毅仁一向愛國，這無異是中央領導同志在公開場合對榮毅仁作了一個不是鑒定的鑒定。春風化雨，又一次吹拂和滋潤著榮毅仁的心田。從此以后，榮毅仁的處境慢慢好轉。

我國與日本恢復邦交不久，１９７３年４月，應日本各界朋友邀請，中日友好協會組成一個龐大的訪日代表團。廖承志任團長，團員中有各界代表人物：華羅庚、謝冰心、王蕓生、經普椿、林麗韞、李季、張瑞芳、古元、王崇倫、邢燕子、薛菁華、李炳淑等，工商界代表就榮毅仁一人。可“四人幫”硬是反對榮毅仁參加。總理力排干擾，一再堅持。在總理的特別關懷下，榮毅仁才得以隨團出訪了一個月。

榮毅仁出國了，那時“四人幫”尚未倒臺，這是很不尋常的，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日本，榮毅仁除參加一般活動外，還隨廖承志團長等拜訪了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等，出席了三菱財團、古河財團等為他們舉行的歡迎宴會。

周總理不僅關心榮毅仁，還關心他的夫人。在上海時，楊鑒清也曾做過一些社會工作，１９５９年隨榮到北京后，做些什么工作一時還沒想好。就在那時，在北京飯店舉行的一個舞會上，楊鑒清見到了周總理。總理請楊鑒清跳舞。跳舞時，周總理夸贊榮毅仁愛國，要求進步，他對楊鑒清講：“你思想也要跟上，不然，夫妻將來會有距離的。您現在還在家里吧，我來給你安排一個工作好嗎？”不久，統戰部果然來人征求她的意見，最后安排她到全國工商聯任家屬委員會副主任。上班之前，楊鑒清特地用心學習了《毛選》，買了張月票，滿懷喜悅地上班去了。時間過去已３０多年了，總理那親切的話語，至今仍深深銘刻在楊鑒清的心中。總理對他們全家的恩情，是永生難忘的。

（《福建黨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