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鑄接受中央統戰部網站專訪。張小紅/攝

七十載統戰情深——專訪中央統戰部研究室原主任黃鑄

在統一戰線領域，提起黃鑄同志，幾乎無人不曉。他是中央統戰部第一任部長李維漢的秘書，更是統一戰線理論政策研究專家，參與了統一戰線多項重要理論政策的調研和制定，是統戰工作的老前輩。他知識淵博，鉆研刻苦，李維漢曾經評價“他對統戰問題的研究有的比我研究得還要深和透”；他治學嚴謹，敢于直言，旗幟鮮明地提出“港澳臺海外統戰工作只是統戰工作的重點之一”；他好學不倦，筆耕不輟，耄耋之年還堅持讀書看報，專注于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文稿經常在《人民日報》等報紙和刊物上發表。

2016年12月6日，臨近大雪節氣，筆者得到了與這位老前輩面對面的機會，聽他講述與統一戰線結緣七十年來，那些印象最深的故事。剛落座，黃老就抱歉說自己是“馬大哈”，漏看了采訪提綱的第一頁，可沙發旁擺放著的手寫的文稿、做了標記的報紙、折了頁的書本，便足見黃老對采訪的重視和認真準備，每每談及領導講話、文件名稱之類，他都會翻開書本為我們找到最準確的表述，絕不含混帶過。

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批駁，“把問題講清楚了”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時起，一直高度重視國內各民族問題的處理和解決。1938年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工委），張聞天為主任，李維漢任秘書長，主管陜、甘、寧、青、綏五省工作，1940年，西工委在深入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起草了《關于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經中央書記處批準，成為抗戰期間指導民族工作的綱領性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在“共同綱領”中規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進步的正確政策。一整套正確的理論和政策，指引和保證了我國民族工作的健康發展。

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民族工作中出現了“左”的傾向，在理論上集中表現為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即“階級斗爭是一切工作的綱，也是民族工作的綱”。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數是千百年歷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長期間也將繼續存在。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因此，所謂‘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這種宣傳只能在民族關系上造成嚴重誤解。”

在中央通知精神的指引下，黃鑄著手起草了《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一文，并按照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清同志的建議和胡喬木同志的批示，進行了改寫，集中講清了三個問題：第一是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不能混淆（但在一定的條件下有一定的聯系）；第二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是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內容和根源，包括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鞏固各民族民主平等的團結統一，逐步消除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事實上的不平等，承認民族差別，照顧民族特點，正確對待和處理民族矛盾。該文經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修改后，于1980年7月15日在《人民日報》署名“特約評論員”發表，澄清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造成的思想混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整個理論戰線和民族工作戰線撥亂反正的重要一部分。“當時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權威性，堪比中央文件。”黃鑄回憶道，“李維漢同志當時在部務會上評價說‘這篇文章講清了問題’。”

民族問題一直是黃鑄長期研究和關注的領域，他在很多著作中提到“中國是民族關系最好的國家之一”。問及這個提法時，黃老爽朗地笑了：“‘民族關系最好的國家之一’，這還是謙虛的說法。實際上，我國就是民族關系最好的國家。”

采訪中，黃老翻開書本認真查找有關資料。張小紅/攝

關于宗教工作的四句話

中共中央1954年批轉下發了由中央統戰部起草的《關于過去幾年內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文件中提出，“宗教問題具有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必須長期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宗教“五性”的提出，成為我們黨開展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則和出發點。

1950年，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宗教要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歷史任務。在周總理的主持下，基督教人士開展了三自（自治、自養、自傳）革新運動，天主教人士開展了自主革新愛國運動，中國的宗教基本擺脫了外國宗教的控制和影響。隨后，中央統戰部制定了回族伊斯蘭教和喇嘛教宗教制度改革的文件，廢除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中的封建壓迫剝削制度，實現了宗教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相適應，這在我國宗教發展歷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一步。

1982年，黨中央起草《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曾經征求李維漢同志意見，李維漢同志報送了書面意見（該意見李維漢同志寫了簡要提綱，由黃鑄起草完成），提出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但最終中央的這個文件沒有采納上述意見。1990年，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制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黃鑄參加了這個文件的起草，在文件中寫入了“要引導愛國宗教團體和人士把愛教與愛國結合起來，把宗教活動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同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要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2001年12月，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對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進一步做了深刻論述。他指出：“這是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宗教工作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科學論斷，是我國宗教發展的正確方向。”

采訪中，黃鑄將宗教工作歸結為簡單的四句話：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信仰是公民個人的私事，但絕不可片面理解為宗教是個人私事，宗教不等于宗教信仰，它包括宗教信仰、宗教制度、宗教組織等一整套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系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系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我國的宗教發展，經歷了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相適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階段。如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新形勢下要全面提升宗教工作水平，必須繼續堅持我們一貫的宗教政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深化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進程。”黃鑄表示。

黃老雖已95歲高齡，仍然筆耕不輟，所有文稿都是一筆一劃自己寫就。張小紅/攝

自告奮勇起草對資改造的報告

作為李維漢同志的秘書，黃鑄全程參與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基本恢復，黨中央正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上議事日程。1953年4月，李維漢帶領調查組赴武漢、上海等地調查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調研結束后，黃鑄自告奮勇起草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研報告，緊緊抓住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中心，寫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情況、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及生產關系的變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作用，提出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對資本主義工業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建議。李維漢對報告稍作修改之后報送給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受到高度重視。毛主席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到政治局會議討論。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一致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周恩來表示，他當時也正在調查尋找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途徑，“羅邁（指李維漢）的報告解決了問題”。會議確定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把它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隨后，黃鑄參與起草了李維漢在財經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關于題目，李維漢起初定為“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黃鑄考慮到當時有些人對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義認識不足，建議加上“利用”二字，報送中央后，毛主席將“改組”改為“改造”。這個《意見》系統講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講了在公私關系和勞動關系上要正確執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講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統一領導等問題。

1953年10月至11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黃鑄參與起草李維漢的講話。這是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公開宣傳，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反響。從上海調查，經過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在黨內外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路線、政策準備，對資改造沿著總路線指引的道路穩步地有計劃地展開了。

從1948年調到李家莊中央統戰部工作至今，黃鑄與統一戰線結緣已近七十載，所經歷的統戰故事，他如數家珍。即便是在離休后的三十年間，他依然為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傾注大量精力，堅持讀書看報，關注時政新聞，每篇文稿都是自己一筆一劃寫就。95歲高齡的他，坦言精力不夠，書看的少了，報紙也不如之前看得細了，但《人民日報》還是每日必看，遇到重要新聞、領導講話等，也會做好標注或者是剪報。

采訪臨近結束的時候，黃老說，這是他一輩子統戰工作中記憶最深刻的幾件事。我想，這份能夠留存在腦海中幾十年的記憶，更多源于他對統戰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統戰事業毫無保留的付出。

因為熱愛，所以執著。（文/張琪）

黃老堅持讀報，看到重要新聞、領導講話等，會認真做好標注。張小紅/攝

人物簡介

黃鑄：1921年7月4日出生于云南西雙版納（原籍石屏），漢族，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1943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秘書，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統戰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著有《構建中國民族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的學術話語體系》、《解放的頭腦是哲學——黃鑄哲學論文集》、《新時期統戰民族宗教論文集》一至五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