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央伯姆曾是德格土司，出生于青海玉樹，是第二十四代囊謙王、第七代囊謙千戶旺澤 才旺拉加之長女、阿慶活佛的姑姑。1937年11月，降央伯姆與四川德格土司澤旺鄧登結婚。1942年澤旺鄧登去世后，降央伯姆承襲了第五十一代德格土司。1949年10月，降央伯姆獲悉故鄉玉樹解放，隨即派人前往玉樹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接洽，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圖為降央伯姆。圖片翻拍于：德格檔案館

　　1950年，降央伯姆擔任昌都地區解放委員會副主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員。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途經甘孜和昌都地區時，她積極向藏族群眾宣傳人民解放軍進藏是為了祖國的統一、藏族人民的解放及民族的團結。她積極奔走，動員群眾幫助人民解放軍運送進藏物資，為支援進藏部隊解放西藏作出了貢獻。

　　1952年，降央伯姆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同年，她還列席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1954年，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新中國成立后，降央伯姆先后擔任過當時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員、昌都地區解放委員會副主任、康定地區民族協商會副主任、西南民主婦女聯合會委員、甘孜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甘孜州人民政府副州長、西康省婦聯副主任、全國婦聯執委、四川省婦聯副主任，政協四川省一、四、五、六屆委員會副主席等許多重要領導職務。降央伯姆還是1988年前歷屆全國人大代表。

　　降央伯姆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歷經新舊兩個社會，從末代女土司到國家干部、人大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講，她的一生，反映了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乃至一個時代的歷史性變化。幾十年來，她和著歷史前進的節拍，跟著共產黨走，不遺余力地為民族教育出謀劃策；為英雄史詩《格薩爾》出版建言獻策；口述歷史為研究康區歷史提供女性聲音。

　　圖為藏族學生在課堂上回答問題。圖片來源：中國共青團網

　　降央伯姆關注民族教育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降央伯姆認真落實各項政策，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使民族教育事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民族語文也得到了重視。

　　為了更好地發展民族語言文字教育，降央伯姆、羅通達、阿登等人曾提案，應在學好本民族語言的同時兼學漢語文，從小學到大學都用藏語文進行教學，逐步形成以“雙軌制”為特點的民族教育體系。

　　為此，降央伯姆還要求今后興辦藏文中等專業學校和藏文大學，大專院校民族班也應該按藏文考試錄取民族學生。

　　圖為格薩爾王銅像。圖片來源：中國青年報

　　降央伯姆呼吁出版《格薩爾》

　　另外，降央伯姆十分重視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的整理出版工作。但因當時各方面條件限制，進度緩慢。

　　鑒于此，她曾呼吁：“有關單位能在財力、人力等方面給予關注，加強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不能使之放任自流。她還特別呼吁全國格薩爾領導小組，應盡快制定出統一的整理規劃，或集中、或分工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格薩爾王傳》，如果像目前這樣，不僅我們無法把這部偉大史詩完整地奉獻給中國各族人民和世界文化寶庫，甚至可能使已經完成的搜集工作半途而廢，那我們就有愧于中華民族了。”經過她不遺余力的倡議，這個意見終被納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438號議案。

　　圖為降央伯姆宮寨遺址。圖片翻拍于：德格檔案館

　　降央伯姆口述歷史為研究康區歷史提供女性聲音

　　藏族有文字的歷史近兩千年，然而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對于婦女的記載卻寥寥無幾。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女性一直都是以男性精英為主體的傳統藏族歷史的“缺席者”和“失語者”。

　　降央伯姆晚年特別關心德格土司家族歷史的撰寫，為之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1981年12月，來作中、鄧俊康兩人撰寫《德格土司的由來和發展及其社會制度》一文以后，曾征求了降央伯姆的意見和建議。她口述了德格土司的法制規章內容，可謂填補了空白，使這篇論文內容更加豐富，也為未來研究相關地區民俗法方面的人士提供了重要借鑒。

　　降央伯姆曾在晚年口述了自已曲折的一生，這一歷史由來作中收集編輯，存于《甘孜州文史資料（第一輯）》。這就使降央伯母真正成為自己經歷的發言人，用自己的語言說話，有助于后人重審歷史觀念。

　　時至今日，土司制度退出歷史舞臺，期間所包含的曲折經歷和悲歡離合都已靜靜地埋藏在殘垣斷壁中，等待人們去發掘，讓各地末代男女土司特殊的生命史重現于世人眼前，流淌于眾多史家的筆下。那段歷史中，當事人和知情人的口述記憶對于研究康區歷史非常重要。（ 部分資料參考自《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最后一個女土司》《女性的歷史記憶與口述方法》《論德格土司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