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日，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館里迎來了一批來自青藏高原的展品——西藏牦牛博物館組織的“高原牦牛文化展”在這里與觀眾見面。

　　2017年進京城、2018年走羊城、2019年下金陵、2020年到杭州，自從西藏牦牛博物館建成后，他幾乎每年都會帶著館藏在全國多地巡展，讓內地的人們能更多地通過牦牛了解西藏和藏族文化。

　　有在拉薩當過兵的觀眾找到他，執意把珍藏多年的老照片捐給牦牛博物館；

　　有援過藏的老人告訴他，自己是展覽現場最高興的人，因為又見到了牦牛；

　　有人干脆不再叫他的名字，而用“亞格博”稱呼他。亞格博在藏語里是“老牦牛”之意，人們常用“憨厚、忠誠、悲憫、堅韌、勇悍、盡命”來形容牦牛的品性……

　　他叫吳雨初，兩次進藏、援藏，一次16年，一次8年。從2011年起，他整理、研究、傳播、弘揚藏民族的牦牛文化，60歲時建成牦牛博物館，豐富了對口援藏的內涵，踐行著“老西藏精神”。

　　“是牦牛救了我的命”

　　第一次進藏，吳雨初22歲。那是1976年的夏天，他從江西師范大學畢業后，報名支援西藏建設。當時的西藏在他看來特別遙遠，可以增長見識。他先從上海坐火車到甘肅柳園，又坐了7天汽車才到拉薩。

　　在拉薩參加完活動后，吳雨初被分配到了那曲。到了那曲，他又被分配到了嘉黎縣下面的鄉鎮。縣里的同志沒有明確告訴他是什么地方，只給了他一匹馬。吳雨初說：“我不知道路。”縣里的同志說，“馬知道。”

　　當時已是寒冬，藏北草原刮起狂風暴雪。吳雨初騎馬走了30公里路，快天黑還沒到。后來，他把馬往山坡上趕，從山上往山下看，沒有電燈，有的只是人家戶的蠟燭。他看到有光的地方，就往那兒去，才回到鄉里。

　　吳雨初從最偏遠基層的鄉村文書做起，在高原上度過了最熾熱的青春，也領教了風雪、揚沙、嚴寒、饑餓、孤獨和高原反應。

　　1977年冬，吳雨初和同事們從那曲地區回嘉黎縣的路上，被暴雪困在了阿伊拉雪山。“那是一個山溝，也是一個風口，每逢下雪，狂風就會把雪卷到山溝里來。”吳雨初回憶說。

　　一行人在饑寒交迫中撐了5天4夜，幾近絕望時，終于看到了希望，是縣里的救兵到了！

　　嘉黎縣委在得知他們被困的消息后，連夜動員各家各戶烙餅子送去救援。救援車開到中途被陷住，換成馬隊，馬隊走到雪深處又被陷住，最后換成牦牛。當吳雨初和同事們捧著餅子，看著在雪地喘著粗氣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

　　“是牦牛救了我的命。”30多年后，吳雨初回想起那一晚的雪地和牦牛，總覺得像是電影中的情節，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但是，也從那天起，牦牛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烙印。

　　還有一年冬天，吳雨初第一次到申扎縣雄梅區辦事。他騎著馬走過草原，被寒風吹得渾身僵冷，跌落在一頂牦牛帳篷邊。帳篷里一位老阿媽脫下他的靴子，將他冰冷的雙腳揣進袍襟，用體溫為他暖腳。

　　牦牛帳篷把呼呼寒風擋在了外邊，吳雨初雙腳漸漸有了知覺，才免于截肢。后來，他了解到，晴天出太陽的時候，牦牛毛會干燥收縮，陽光就可以通過長毛間的空隙照進帳篷；到了冬天，牦牛毛會受潮膨脹，為帳篷里的人阻擋雨雪。

　　“吃牦牛肉、喝牦牛奶、穿牦牛皮制成的衣服、住牦牛帳篷、燒牦牛糞做飯和取暖……所有一切都真正是藏族群眾的生活。”吳雨初說。

　　吳雨初喜歡讀書，他從文獻中了解到，牦牛還被譽為解放、建設西藏中“無言的戰友”。十八軍進軍西藏時沒有公路，部隊給養全部靠人背牦牛馱；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近5年時間里，藏族群眾出動100多萬頭牦牛支援解放軍運輸；上世紀80年代，一頭無人認領的牦牛為阿里波林邊防連戰士馱水10多年，去世后被授予三等功……

　　“要給牦牛蓋一座宮殿”

　　1992年吳雨初的工作再次調整，先后擔任北京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北京出版集團公司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等職，但他并未忘記西藏，幾乎每年都會回西藏看望朋友，一直想為西藏做些事。

　　吳雨初的鄰居中，有3位博物館的館長：首都博物館原館長趙其昌，香港文化館原總館長嚴瑞原，首都博物館時任館長韓永。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吳雨初獲得了許多關于博物館的知識，間接地了解到當代博物館的一些理念。2010年的一個冬夜，輾轉反側之間，他突然想到：我要回西藏，建一座牦牛博物館。

　　“人的博物館都做不過來，還做什么牦牛博物館？一個人兩手空空，怎么可能做成一個博物館？”當時，有不少人提出了質疑。

　　吳雨初想到找北京市委“化緣籌資”。恰逢慶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北京市委將要興建占地7萬平方米的拉薩市群眾文化體育中心，而牦牛博物館項目可以豐富北京對口援藏工作的內涵，也被納入了援藏工程。

　　2011年，吳雨初辭掉北京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職務，已經57歲的他第二次進藏。3個月后，牦牛博物館籌備辦公室掛牌成立，建設進度大大加快。看到牦牛博物館建筑框架日漸顯露，他興奮，又焦慮：“8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積，我拿什么來填充啊？”

　　話雖如此，在籌備過程中，吳雨初和同事就把展陳的框架具體到每個展廳、每個單元、每個局部，大綱上還會標出需要什么藏品，雖然這些藏品當時還并不存在。2012年，吳雨初開始帶著志愿者一邊在全國牦牛產區征集文物，一邊做田野調查，總行程長達3萬公里。

　　藏文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概念。剛開始，很多農牧民們理解不了什么是“博物館”，吳雨初就跟他們解釋： “我要建的是‘亞頗章’，是給牦牛蓋一座宮殿。”

　　與牦牛日夜相伴的農牧民聽后特別高興，不少人把家里能找到的和自己能搜集到的，都無償捐給牦牛博物館。

　　比如縣的才崩，在吳雨初一行離開后，搜集自己和其他牧民家里與牦牛有關的物件，裝滿皮卡車送到拉薩，連油錢也不肯收；

　　申扎縣的牧民日諾，一家八口人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捻線、編織、縫制，織成一頂牦牛毛帳篷，讓兒子開了3天車送到拉薩。一頂牦牛帳篷就等于是牧民的“一套房產”，市場價值數萬元；

　　拉薩八廓街一帶的很多商家都知道吳雨初經常來為牦牛博物館“淘寶”，有的商家對他看上的東西直接半賣半送，一家叫“則介”古玩店不僅義務幫他在八廓古城宣傳，還拿出一枚市場價值不菲的牦牛皮質天珠捐給了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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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2年到2013年間，越來越多的人問吳雨初：“我這里有牦牛的東西，你要來看看嗎？”在牦牛博物館征集到2000多件藏品中，群眾捐贈的達40%以上，這在國有博物館中絕無僅有。

　　2014年5月18日，在世界博物館日這一天，歷經3年籌建的西藏牦牛博物館在拉薩開館。當天，吳雨初把所有藏品的捐贈人當作貴賓請到了臺上。無論是牧民還是商人，都盛裝前來。這是他們之前很少會有的禮遇，每個人都樂開了花，也感受到了尊重。

　　“牦牛是藏族的文化符號”

　　第一次進藏工作的16年里，吳雨初喜歡的是西藏文學，對博物館則是一竅不通。在牦牛博物館籌建和開館的這些年里，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名整理、研究、傳播牦牛文化的人類學家。

　　跟吳雨初一起到全國牦牛產區開展田野調查的志愿者尼瑪次仁和次旦卓噶記得，吳雨初發給大家一些表格，面對一具牦牛頭骨，他們會仔細詢問這頭牦牛生前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少歲？如果是公牛，役用了多少年？如果是母牛，產過幾胎等等。這些問題的答案會一一填寫到調查表上，對每一個地方的牦牛都要拍照，分析牦牛的種類和特征。

　　“牦牛作為高原之寶，幾千年來與高原人民相伴相隨，成就了藏族人民的衣、食、住、行、運、燒、耕，涉及高原的政、教、商、戰、娛、醫、文，并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精神性格，承載著善良與勤勞、堅韌與厚重，是獨特的文化符號。”吳雨初說。

　　在吳雨初看來，牦牛文化是最久遠和廣泛的藏族民間文化之一，牦牛文化普遍地反映了高原人民的智慧和創造，理清這樣的看法也成為牦牛博物館創建的初衷之一。

　　北京大學教授沈明明說：“牦牛博物館是個創舉，是從另一個角度看西藏文化。牦牛博物館也讓我們知道牦牛與藏族文化有如此緊密的聯系。”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單霽翔說：“從沒進過博物館的藏族群眾，居然能把自己家里珍藏的物品義無反顧地捐贈出來，這樣一個博物館的確成了西藏人民的精神家園。”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來到西藏旅游、經商、工作和生活，除了到布達拉宮等景點外，很多人也會到牦牛博物館參觀。開館5年來，牦牛博物館參觀者累計數十萬人次，這里成為人們了解西藏的窗口。

　　“如果說我有什么功勞的話，最大的功勞就是把牦牛和博物館聯系了起來。”吳雨初說，他心中還有更大的夢想，希望牦牛博物館能夠走到祖國內地、走向世界，以巡回展覽等方式傳播憨厚、忠誠、悲憫、堅韌、勇悍、盡命的“牦牛精神”，讓更多的人認識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民。

　　有媒體評論說，吳雨初建設牦牛博物館，激活了西藏的文化資源，豐富了對口援藏的內涵，是文化援藏的典型和代表，希望更多援藏干部像吳雨初那樣，踐行“老西藏精神”，在雪域高原留下堅實的奮斗足跡。

　　人民網載文說，林芝工布文化、僜人傳統建筑和民俗、工布響箭……這些西藏傳統文化都因文化援藏得以繼承、傳播和發展，成為“活著的”民俗文化。文化援藏是全面援藏、立體援藏、多維援藏的重要組成部分，期待未來進一步加強文化援藏工作，使其真正為西藏本土文化本身注入活力和經濟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