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西藏近代史研究有著特殊的興趣，那一個個歷史人物總在腦海里浮現。在這段歷史中，可能感觸最深的就是龍廈其人其事。有學者評價龍廈時提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往往并非如此簡單，非黑即白，而往往界限不清，需要我們用確鑿的史料去仔細研究、鑒別，才能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

　　龍廈 多吉次杰（1881年—1940年），出身名門，博學多能。早年步入仕途，曾任為噶廈的仔本（四品官）及鹽茶局負責人。據說，他和同事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有消息說數年以后，噶廈所有糧庫都已裝滿。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此十分滿意，親手賞給龍廈一尊飾有純金冠頂和耳環的觀音菩薩像，并為他祝福說：“愿你世世代代得到觀音菩薩的保佑。”

　　圖為龍廈與四個學生的留影（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1913年，龍廈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率門沖 欽饒貢桑等4名貴族子弟赴英留學。龍廈在國外開闊了眼界，回藏后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影響很大。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他幾乎是有求必應，不久便將其提升至藏軍總司令。在十三世達賴圓寂后，他活動頻繁，秘密組織了“吉求貢吞”（即“求幸福者同盟”），企圖效仿西方的議會制，主張“通過選舉組成噶廈的成員，以改善噶廈的職能和效率，別無他圖”，并認為政府的決策應由全體官員用會議方式進行，不得由少數人任意支配等。此舉泄密后受到西藏守舊派的強烈反對，以召開會議為名，將其誘捕。噶廈調查審訊團指控他是“親蘇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謀害噶倫”，企圖毀滅宗教。最后處以剜目之刑。有證據表明，熱振呼圖克圖曾表示，“審閱噶廈報告時……噶倫赤門為首的幾位噶倫等人串通一氣，一再強調必須逮捕龍夏，當時我初出茅廬，缺乏經驗，孤單一人，不由自主地同意了逮捕意見，本想向龍夏透個消息，告訴此事，因校他們圍困，不要說向他透露消息，連個口信都無法捎出。”在剜去龍廈雙眼的文書呈給熱振時，熱振沒有簽字。

　　當時中央政府派往西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專使黃慕松（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到西藏時，正遇西藏亂事。為息事寧人，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龍廈曾試圖“拒絕中央大員入藏”。

　　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加之，龍廈還曾經于1913年到過英國。在倫敦期間，他不僅學會了英語，還先后到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考察那里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等。于是，“龍廈事件”被后人認為是親英分子的未遂政變。細究歷史，可以看到龍廈與英國人是不相容的。他“雖然年紀輕輕，但龍廈毫不畏懼英格蘭人或英國人，并且不會讓他們決定和控制他所認為的對西藏政府有益的事情”。早在他赴英期間，無論在加爾各答，還是在倫敦，“都竭力同中國人進行私下接觸”。在英國陪同的古德甚至致函貝爾，要他勸告達賴喇嘛召回龍廈。因此，他受到英國特務機構的監視，也就在所難免了。英國的“西藏通”柏爾、黎吉生等人也認為他“明顯反英”，對他種種不聽命于英國人的做法十分反感，認為他詭計多端，當時，極力指責西藏地方政府親英的班禪駐川代表阿旺敬巴以及后來擔任班禪堪布會議廳秘書長的劉家駒等也認為他雖然到過英國，但與英人沒有什么關系。

　　最有說服力的一件事發生在1939年。當時，吳忠信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長的身份，到拉薩主持達賴喇嘛轉世事宜時，曾專門派隨員朱少逸去看望龍廈，送去了一匹綢子和一箱上等磚茶。

　　圖為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西藏（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龍廈悲喜交集，老淚縱橫。他撫摸著這些禮物說，“今委座以中央大員來藏主持藏事，徹底解決，尚非難事。西藏無疑的為中國領土之一，中國如欲保存領土，則解決藏事在今日不容再緩，否則十數年后蔵局即不可收拾矣。”并派兒子吾金多吉向吳委員長還禮，其禮品是：一尊高30多公分的銅鎦金白度母像，一尊高20多公分的釋迦牟尼像，一卷五色氆氌呢和一條阿喜哈達，以示謝意。

　　透過歷史的煙云，我們看到黃慕松是龍廈“親英”的始作俑者，但其實他手中并無實據。我們在黃慕松的日記中發現其所記龍廈的改革方案里，有“與中央和好”“對西康不再用兵”的說法。龍廈在與中央代表劉曼卿以及后來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隨員朱少逸的談話中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祖國的內向之心。1925年以后，十三世達賴晚年心向祖國，與他視為心腹的龍廈是很有關系的。很顯然，“龍廈事件”并非親英分子的未遂政變，而是西藏地方少數社會改良主義者錯誤地估計形勢，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搞的一次錯誤的行動，其失敗最終是不可避免的。“龍廈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之封閉及統治階級極力維持現狀，而對新思想之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