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導讀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

　　（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開始轉入全面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由于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經歷了曲折的發(fā)展過程。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在探索總結中曲折發(fā)展，為克服困難和糾正失誤作出了持續(xù)努力。

　　平息西藏叛亂

　　和平解放前，西藏實行的是上層僧侶和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時，因鄰省藏區(qū)開始進行民主改革，于是民主改革成為西藏各階層普遍關心的問題。西藏廣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西藏許多中上層的開明人士也認識到，如不改革舊制度，西藏民族斷無繁榮昌盛的可能。但是，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根據“十七條協(xié)議”，中央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和極為寬容的政策，耐心勸說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層統(tǒng)治集團主動進行改革，并給他們以充分的時間。

　　中央于1956年9月4日提出“六年不改”方針，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一定要對西藏上層統(tǒng)治集團做好準備工作以后再進行，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內去。以后，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強調六年不改，并說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由西藏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

　　盡管中央提出了“六年不改”方針，但西藏上層統(tǒng)治集團從維護封建農奴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出發(fā)，從根本上反對改革，要求“永遠不改”。達賴喇嘛參加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于1955年5月由內地返藏。隨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等在當時的西康省藏區(qū)，以佛事活動為名，策動武力對抗當地實行民主改革。西康省藏區(qū)叛亂被平息后，一些叛亂分子竄逃西藏，在昌都地區(qū)又發(fā)動了叛亂。1957年5月，叛亂分子成立“四水六崗”叛亂武裝組織。下半年，西藏地方政府給各寺廟、宗本發(fā)布密令，煽動僧侶官員反對改革，并提出“西藏獨立”口號。之后叛亂活動愈演愈烈，叛亂分子武裝襲擊解放軍兵站，襲擾道班，伏擊車輛，炸毀橋梁，截斷公路，甚至圍攻黨政機關駐地，殘殺干部、戰(zhàn)士和無辜群眾。

　　面對西藏愈來愈嚴峻的叛亂形勢，1958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批轉青海省委《對全省鎮(zhèn)壓叛亂問題的指示》中就指出：西藏要準備對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亂。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fā)動全面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中央的方針是力求和平改革，但是如果反動分子一定要武裝叛亂，就一定堅決實行武裝平息叛亂。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和西藏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于7月18日向達賴轉達了中央對西藏改革及叛亂武裝等問題的既定方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對叛亂武裝采取縱容的態(tài)度是錯誤的，要西藏地方政府改變態(tài)度。

　　叛亂分子的叛亂活動不僅沒有收斂或停止，反而向拉薩地區(qū)蔓延。7月21日，叛亂武裝在拉薩以東的墨竹工卡宗爭莫寺附近伏擊解放軍運輸車輛。至此，叛亂活動發(fā)展到拉薩地區(qū)。8月27日，中共西藏工委對平息叛亂發(fā)出指示，指出叛亂如果停止在局部狀態(tài)，仍然堅持“六年不改”的方針，但在叛亂地區(qū)，就要通過平叛行動適當地發(fā)動和組織群眾，適當地改造舊政權、削弱封建統(tǒng)治。局部叛亂如果發(fā)展為全面叛亂，就要堅決地、徹底地摧毀封建農奴制度，解放勞動人民。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和唆使下，公然撕毀協(xié)議，發(fā)動了全面武裝叛亂。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軍區(qū)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用石頭打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委員堪窮帕巴拉•索朗降措，還將其拴在馬尾在拉薩市中心示眾。叛亂分子無視中央的要求和警告，繼續(xù)進行叛亂活動。3月17日夜，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前往山南地區(qū)，而后逃亡印度。3月19日夜，叛亂分子發(fā)動了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面進攻。

　　3月20日上午，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對叛亂武裝發(fā)起反擊。在西藏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僅用兩天時間，就徹底粉碎了拉薩市區(qū)的叛亂。至1959年底，60%的叛亂武裝被殲滅。1961年底，全部肅清了西藏境內的殘余叛亂武裝，取得了西藏平叛的最后勝利，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統(tǒng)一和人民的利益。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發(fā)布命令，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代理主任委員職務。任命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帕巴拉•格列朗杰為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標志著在西藏延續(xù)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滅亡。

　　在平息叛亂中進行民主改革

　　1960年1月，習仲勛、陳毅、李維漢等與班禪出席宴會

　　叛亂發(fā)生后，西藏廣大人民要求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的愿望非常強烈，1959年3月21日，黨中央作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指出因西藏地方政府已經撕毀“十七條協(xié)議”，叛變祖國，發(fā)動西藏的全面叛亂，使中央原來決定的六年不改革的方針自然不能再繼續(xù)執(zhí)行下去。

　　中央認為：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zhàn)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fā)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群眾，引導西藏地區(qū)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并提出了邊平叛邊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區(qū)暫時緩改的方針。中央明確指出，民主改革要“把自下而上的充分發(fā)動群眾同自上而下的協(xié)商結合起來，對沒有叛亂的農奴主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依靠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有步驟、有區(qū)別地消滅封建農奴制度。改革中要充分照顧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繼承和發(fā)揚藏族的優(yōu)秀文化。”

　　4月1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

　　5月7日，毛澤東在會見十世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時說，“你們主張邊平叛，邊改革，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們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變成繁榮昌盛的新西藏。”

　　此后，阿沛·阿旺晉美不僅積極做工作支持民主改革和贖買政策，而且多次主動放棄政府發(fā)給他的贖買金。

　　5月31日，中央同意西藏工委《關于當前在平叛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并批示：目前西藏地區(qū)的任務是，結合平息叛亂的斗爭，采取邊打邊改的方法，完成全區(qū)的民主改革。西藏地區(qū)的民主改革可以分為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以“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為內容；第二步，以實行分配土地為內容。西藏工委在之后的兩年中，按照中央確定的方針，帶領廣大藏族群眾，完成了西藏地區(qū)的民主改革。

　　左圖為西藏民主改革后翻身農奴懷著喜悅的心情選舉自己的當家人。右圖為西藏民主改革前戴著鎖鏈勞動的農奴。西藏的民主改革從不同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對農區(qū)、牧區(qū)、寺院等采取了有所區(qū)別的政策。

　　圖為西藏農民在丈量分配土地

　　農區(qū)的民主改革嚴格按照中央關于分兩步走的步驟進行。西藏噶廈地方政府解散后，在其管理下的地方軍隊、法庭、監(jiān)獄和相關的法典一起被廢除。民主改革當年，對叛亂領主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的政策，對于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和代理人實行“二八減租”政策，即八成歸農奴，二成歸農奴主。之后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和代理人的土地和多余的農具、耕畜、房屋，一律仿照內地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政策。廣大農民分到了土地，徹底廢除了農奴、奴隸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在開展“三反雙減”運動的同時，廢除了農村舊政權，建立了農民協(xié)會。農民協(xié)會是在農村領導群眾進行民主改革的基本組織形式，也是民主改革期間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牧區(qū)的民主改革采取了一種寬松、靈活的政策。改革的主要辦法是“三反兩利”，即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牧工牧主兩利。除宣布廢除烏拉差役、高利貸和解除人身依附的制度，沒收參加叛亂的牧主的牲畜分配給牧民所有外，對整個牧業(yè)地區(qū)的生產資料不予變更，實行不斗爭、不分配、不劃分階級的政策。1959年9月，西藏工委《關于牧區(qū)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牧區(qū)工作好壞的標志，是以牧業(yè)經濟是否得到了發(fā)展、牧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為準繩；一切政治措施和經濟措施是否得當，也是以此為準繩。民主改革贏得了廣大牧民的擁護，生產力得到促進和發(fā)展，到1961年西藏全區(qū)牲畜總數達到1161萬頭(只)的創(chuàng)紀錄水平。

　　寺院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政策。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下，寺院上層僧侶是三大領主之一。寺廟占有整個西藏1/3以上的土地和牧場、牲畜，擁有大量的農奴和奴隸。許多下層僧侶無異于農奴、奴隸。武裝叛亂中，許多寺院參與其中，有些寺廟甚至成為叛亂的窩點。面對這種復雜的情況，民主改革中，根據“政治統(tǒng)一，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原則，嚴格區(qū)分宗教信仰與封建特權、封建剝削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凡屬封建性質的，予以廢除，實行政教分離。對于參叛的寺廟，首先發(fā)動群眾徹底清查隱藏在寺廟中的叛亂組織和叛匪殘余。之后沒收寺廟和僧侶的土地、牧場和其他生產資料，債務、烏拉差役等封建特權一律廢除。對于沒有參加叛亂的寺廟的一部分土地、農具、耕畜、房屋，也實行贖買政策。寺廟的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和農具，經過與寺廟協(xié)商分配給農民，其多余糧食不予沒收，但可經過協(xié)商，借一部分給農民，由農民在收獲之后歸還。至于他們的債務、烏拉差役，同樣應予廢除。要求所有寺廟必須愛國守法，不得違反國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宜；不得私藏槍支；不得強迫群眾當喇嘛，群眾有當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還俗的自由。對寺廟財產，可由寺廟僧眾組織管理委員會民主管理，取消寺廟間的隸屬關系。強調在平叛中，要注意保護名山大寺和文物古跡。

　　到1960年10月，西藏地區(qū)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開創(chuàng)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實現西藏社會發(fā)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