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攝影：查建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句句講到了西藏干部群眾的心坎上，學習之后倍感振奮，令人鼓舞，催人奮進。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治藏穩藏興藏工作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是指導新時代黨的西藏工作的綱領性文獻和根本遵循，其內容博大精深，其指導意義影響深遠，需要我們長期學習和領會，并用于指導實際工作。

　　研究西藏歷史，離不開中華各民族之間政治的、地理的聯系和文化、經濟的交流，離不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國大一統的歷史形成，是與境內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相一致的，從這一角度看，西藏的歷史不是封閉的，也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單一民族的歷史，而是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是敞開胸懷接納各民族文化、文明，又能夠主動融入到中國大歷史的開放性的歷史發展過程。

　　藏民族歷史發展悠久。根據歷史資料記載和考古發現，早在新石器時期，西藏就有了人類活動，林芝、山南、聶拉木、定日、扎達、申扎、雙湖和昌都、丁青等地的考古遺址發掘證明，今天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居民，是遠古時代生活在高原的土著部落與鄰近的羌族等經過長期融合發展而成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高原腹地的土著居民與周邊民族有著密切的聯系與交往，特別是西藏地區的細石器文化與以關中、豫西、晉南一帶為中心的仰韶文化；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川西和甘南一帶的齊家文化；黃河中下游及遼東半島、東海沿岸的龍山文化；東北地區的繞河小南山文化以及江南的屈家嶺、青蓮崗文化相共生。只是由于后來氣候變化和自然條件差異等原因，各個地區原始社會發展不平衡，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由于自然條件較好，氣候適宜，水源充足，氏族制度發展較快，其他高原、沙漠地區特別是青藏高原發展較慢。這種情況隨著時間推移，越往后越加明顯，即使高原的不同部落之間如象雄、蘇毗、唐牦、多彌、東女和雅礱河谷之間發展也不平衡。但是，中國古代各個地區原始氏族社會的發展是相互影響、共同促進的，都屬于中華民族的歷史范疇。

　　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時期，中國中原地區已進入春秋戰國后期，封建社會制度已經成熟，西藏地區才出現被稱之為“四十四小邦”“十二列國”的古氏族部落群體。其中，分布在阿里地區的象雄部落最為興盛。當苯教從西部地區發展起來后，象雄部落首先成為西藏文明東向發展的重要力量。

　　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中原地區己進入了秦漢帝國時期，分布于現今山南地區的雅礱部落崛起，第一任部落首領聶赤贊普利用雅礱河谷雅魯藏布江流域良好的自然環境和肥沃的水土，發展經濟、擴大部落勢力，與其他部落開始了統一西藏地區的爭奪。此時的西漢帝國也加強了對西部地區的管理。在青藏高原的東部地區即：隴右地區、湟水流域、川西高原設州建府，加強了和西部地區各民族的聯系，其中的羌族勢力一度發展到藏東河谷、藏北羌塘一帶。

　　公元1世紀至5世紀，前吐蕃各部落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此時，在藏中的一江兩河流域出現了大片的定居村落，村落居民不僅飼養家畜，而且開墾造田，興修水利，引水灌田，燒制木炭，冶煉金、銀、銅、鐵等金屬，農業文明已在西藏地區產生，與東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逐漸增加。位于現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的扎達門士古墓已經發現來自中原的絲綢和茶葉。當時，由于各部落氏族還不相統屬，彼此連年征戰，生產力遭到一定的破壞，社會經濟發展仍較緩慢。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各民族大融合時期，但此時的民族融合特點各異，發生在蒙古高原、黃土高原、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平原和青藏高原的邊緣地帶的民族融合急速向更高一級農耕文明演進，甚至出現如鮮卑族精英階層強推全民族融合于漢族文明的大跨越。而地處青藏高原腹地的各部族還處在原始部落向奴隸制過渡階段，盡管某些部族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其發展水平相對還比較落后。

　　到了唐宋時期，過渡到奴隸制的吐蕃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了質的飛躍。

　　吐蕃王朝自第一任贊普開始，各氏族部落相互征戰，互相兼并，經過幾百年的相互爭奪，西藏人民厭倦了戰爭，渴望有一個統一的政權。應時代要求，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任贊普松贊干布進行了統一各部落的兼并戰爭。公元630年，年輕的松贊干布繼承了王位。繼位之后，他看到貴族勢力和軍事首領控制著各自的地盤，互不相讓，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將這些勢力平息下去。

　　在忠于贊普的大臣的謀劃下，他緊緊依靠中小貴族和平民的力量，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統一西藏的戰爭。他首先鎮壓了那些保守貴族的反抗，將西藏地區的政治中心從山南的瓊結遷到拉薩，同時，以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兼并了周圍部落，將山南南部、拉薩、林芝、日喀則、以及藏北的蘇毗部落并為一體，并與象雄聯姻結好，最終使阿里地區臣服，統一了西藏的主要部分，進而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奴隸制度的過渡。

　　松贊干布統一西藏地區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措施，以鞏固新生的奴隸主制度。他首先以軍事單位劃分行政區域，確定了文武官制，任命各級官吏;派出具備軍事才能的武官駐守各地。同時，著手制定維護奴隸主利益的刑法，加強議事會盟制度，強化了贊普的權力。在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后，吐蕃奴隸主開始注重發展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建立和完善奴隸制的生產關系。

　　在鞏固了吐蕃奴隸制政權之后，松贊干布著意向周邊拓展勢力，在派人向印度學習的同時，更著意于向大唐學習，向東部發展，以進一步在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取得一席之地。而作為統轄四方的大唐帝國，在取得對西域諸邦國統治之后，也有把中原文明推向西藏高原的意愿，這樣，高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融就成為必然。

　　公元634年，松贊干布主動派人赴長安與唐朝聯系，唐太宗遣官員馮德遐予以接待。在當時，以文治武功聞名的唐太宗從國家大局出發，為建立一個包括多民族在內的大唐帝國而不懈努力，對于周邊各部來朝均予以隆重接待。當松贊干布派到長安的官員到達后,受到了唐宮廷官員的直接照顧。后來，松贊干布得知唐太宗將弘化公主嫁予吐谷渾王為妻，又將陽長公主嫁給突厥處羅可汗的兒子為妻，并授予可汗的兒子為左繞衛將軍，這使松贊干布遂生羨慕之意，認為同是各地蕃王，也應娶公主為妻，隨后也派遣臣下帶著大量禮金前往長安求婚。唐太宗沒有馬上應允。松贊干布的臣下害怕回去受到責罰，便謊稱，是吐谷渾王從中挑撥離間，使天子改變了主意，即“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于是松贊干布大怒，派大軍攻伐吐谷渾、黨項、白蘭等部，后又派兵攻入松州，聲言此次攻打松州完全是為迎娶公主，并無他意，他曾經對左右說：“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在松州交戰中，松贊干布開始打得比較順手，幾次小勝唐軍。后來，唐太宗不斷增兵，吐蕃再難以取勝。見此形勢，許多大臣請松贊干布罷兵返回，甚至有的大臣以自殺力諫罷兵。松贊干布最后幾次均敗于唐軍，就又派臣下到長安請罪，并向唐太宗言明攻打松州不是本意，只是愿娶公主為妻。唐太宗從團結各民族，鞏固全國統一和穩定的愿望出發，同意了松贊干布的請求。

　　公元641年，唐太宗命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予松贊干布，松贊干布派大臣祿東贊、赤桑央敦前去長安迎接，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持節護送，在青海湟水一帶筑館暫住。當松贊干布得知文成公主從長安出發后，便親率部眾，千里跋涉至柏海附近（今青?，敹嘁粠В┯庸鳎斔姷浇耐鹾?，恭敬謙謙執子婿禮?；氐嚼_后，專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這形象地說明了松贊干布的喜悅心情和以與唐朝廷宗室通婚為榮的思想。

　　松贊干布幾次主動請婚于唐太宗并派遣多名青少年赴唐學習，所表現出來的主動性和執著精神，反映了高原文明東向發展的趨勢，松贊干布主動執子婿禮的心態也反映了松贊干布視唐蕃為一家的愿望。

　　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僅隨同工匠就達600多人，并帶去了中原大量的儒、醫、農、工典籍、種籽、器物及釋迦牟尼12歲等身銅像，在與松贊干布生活的過程中，兩人相濡以沫，同心推動唐蕃親誼，使西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加快，呈現出了唐蕃“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大好局面。在此期間，唐朝的臣工、匠人、佛典翻譯家、轉道吐蕃赴天竺的僧人絡繹不絕，較著名的有王玄策、李義表經吐蕃出使天竺，玄照往返吐蕃赴天竺取經等，他們都得到了松贊干布、文成公主的照顧。

　　唐高宗即位之后，松贊干布曾表示，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體現了松贊干布對天子的忠誠之心。公元650年，松贊干布去世，唐高宗甚為悲痛，如失西蕃之右臂，遂派右武衛將軍鮮于匡濟詔書前往吊祭。松贊干布去世后，唐高宗在唐太宗昭陵前繪制了群臣畫像，將松贊干布排列到突出的位置。

　　松贊干布的去世，使西藏地區失去了一位文武雙全的蕃王，此后曾一度出現臣強主弱的局面。由于祿東贊家族專權，四處用兵，唐蕃一度兵戎相加，后來強勢女攝政赤瑪勒脫穎而出，她盡心輔佐三王，力主與唐恢復“親如一家”的關系。據英國學者考證，赤瑪勒是吐谷渾后人，年輕時與文成公主交誼甚篤，受文成公主影響，仰慕唐朝文明，她重用吐谷渾貴族坌達延贊松，主張蕃、漢、吐谷渾、羌等各族和睦親誼，反對保守大臣排斥唐朝文明的狹隘做法，她致力于吐蕃穩定，平息貴族制造的內亂，堅持唐蕃親誼，終于實現了再娶唐朝公主的愿望。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嫁吐蕃，并在其后的歲月里傳內地之民俗，請《左傳》《尚書》《毛詩》等儒家經典等。金城公主為吐蕃文明發展、促進唐蕃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史載，金城公主將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釋迦牟尼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這種“謁佛之供”延續至今，她還將內地的喪葬“七期”祭祀儀式引入吐蕃，至今依然為藏族人民所謹守。公元821、822年，熱巴堅贊普執政時期，在大臣闡卡貝吉云丹的支持下，分別在長安和拉薩舉行了著名的長慶會盟，進一步鞏固了“社稷如一”的親誼關系。

　　公元9世紀末，唐朝在農民大起義中被推翻，大唐帝國被分裂成五代十六國，此時地處西陲的吐蕃也未能幸免，在奴隸屬民的大起義中，西藏也陷入四分五裂。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基本上恢復了統一，但與之并存的還有契丹、西夏、大理等東北、西北、西南等割據政權。此時，吐蕃王的后人唃廝羅崛起于藏北和青海一帶，與漢、羌、吐谷渾等民族共同建立割據政權，他們在經濟上以戰馬等物支援北宋，有時共同夾擊西夏。后來宋王朝為了褒獎唃廝羅之功，遂封他的三個兒子分別為保順軍節度使、澄州團練使、嚴州團練使。

　　從唐朝末年至南宋時期，西藏地區正處在由奴隸制向封建農奴制過渡的時期，由于吐蕃奴隸制的崩潰，西藏地區300多年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大小封建領主各據一方，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爭戰不已，一部分封建領主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與佛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另一部分封建領主為了鞏固世俗政權，排斥佛教在世俗政權中的地位。

　　吐蕃王朝崩潰后的分裂割據時期，佛教在西藏迅速發展。當時，最著名的有噶當、薩迦、噶舉等派，11世紀中葉以后，又形成寧瑪、希解、覺域、覺囊等派。各教派林立，互不統屬，雖各有所依持的世俗政權，但誰也沒有力量將混戰分裂的西藏統一起來，于是，西藏各派匯入元代統一全國的大潮流中已成為必然。

　　這段歷史說明，西藏地方政權無論是整合一統還是派別林立互不統屬，其歷史都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活動相關聯，都離不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即使在吐蕃最強盛的時候，其內部也是由許多個民族組成，有的民族上層在統治集團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吐谷渾的貴族在吐蕃興盛時期往往擔任吐蕃的重要官職。當然，這些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不單單體現于歷史文字記載當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歷史活動之中，包括考古挖掘與研究成果、自然地理演變、流落于民間的諸多實物等等，挖掘這些史實任重而道遠。著手挖掘、整理和研究這些歷史史實與材料，必須著眼于中國統一歷史格局形成的必然，中華民族歷史形成的政治、地理、文化、經濟因素，在中國大歷史格局中審視和研究諸多的歷史材料。

　　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審視、鑒別、學習西藏地方史，深入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深入研究西藏與祖國關系史。和平解放西藏以來，西藏乃至全國的歷史學、藏學專家們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如已經仙逝的任乃強、東嘎·洛桑赤列、柳陞祺、恰白·次旦平措、王輔仁、王堯、祝啟源、黃灝、姚兆麟、伍昆明等先生，仍在奮力筆耕的顧祖成、陳慶英、平措次仁、任新建、何宗英、巴桑旺堆、周潤年、巴桑羅布、張云、喜饒尼瑪、趙心愚、霍巍、石碩、次旦扎西等先生，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專家學者和研究歷史的中青年學者，他們作為后起之秀已經擔起了西藏地方歷史研究的責任。上述同仁所挖掘、整理、研究的歷史成果有一部分體現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容，還有一部分重點介紹、宣傳了西藏地方與祖國關系史，進而為歷史教育和歷史宣傳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知識，也有較大部分屬于考據、考古學術范疇，這些學術大家的貢獻已為學界和社會所熟知。

　　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新時代對歷史學習、研究、宣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豐富的社會實踐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求史學界、藏學界不斷推出創新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特別強調：“要深入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深入開展西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教育，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這一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踐意義，對增強西藏各族各界的“五個認同”有著非?，F實的作用。而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這就需要史學界、藏學界同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維方式、新的行動姿態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深刻內涵，在新的時代承擔起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的重任，深入研究、編寫、推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形成的歷史成果。（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車明懷 作者系西藏社會科學院原黨委書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