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深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和崇敬。毛澤東稱贊朱德是“人民的光榮”，周恩來稱贊朱德的革命歷史“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在長期的軍事生涯中，朱德非常注意發揮統一戰線的法寶作用，把軍事與統戰緊密結合，寫下了一段段佳話。

　　從滇軍名將到中共黨員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那時的中國，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苦難。朱德和無數仁人志士一樣，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早在青年時期，他就表達了“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遠大志向。

　　1909年，他離開家鄉遠赴昆明云南陸軍講武堂求學前，又立下“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的誓言。朱德23歲考進云南陸軍講武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畢業后被分配到云南新軍蔡鍔的部下。在短短4年多的反清斗爭中，朱德歷任司務長、連長、營長、團長，成為遠近聞名的滇軍名將，打下了帶兵和指揮作戰的扎實基礎。

　　1917年，朱德被任命為靖國軍的旅長。這時，在外人看來他已是功成名就，“較之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時，勞逸奚啻天淵”，可以過悠閑舒適的生活了。但是“詎料國事日非”，革命的局勢卻總是與愿望相背離，使他“陷入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朱德治軍之暇，博覽群書，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五四運動的猛烈風暴，使朱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折。1922年，朱德調任云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因云南軍閥混戰遭到唐繼堯通緝，他下定了離滇的決心。

　　這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一年了。朱德從親身經歷中逐漸認識到國民黨代表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無法解決中華民族出路問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給苦難深重的中國指明出路，他迫切希望找到中國共產黨組織并成為其中一員。在上海他找到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請求。而陳獨秀認為，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入黨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故沒有答應他的請求。

　　朱德只好另尋他法。他來到法國巴黎找共產黨旅法組織的周恩來，不巧的是周恩來已到德國去了，他便追到德國，終于在柏林找到周恩來的住所。當周恩來的房門打開時，他顧不得周恩來拉過來的椅子，幾乎是“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十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述說自己的身份、經歷和入黨請求。在周恩來介紹下，朱德作為秘密黨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員。

　　南昌起義里應外合

　　朱德再次回到闊別近4年的祖國時，正趕上第一次國共合作，他受中國共產黨的指派到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中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派出包括朱德在內的大批黨員幫助、支援和參與國民黨的軍事工作，在戰爭動員、軍隊政治工作、建立工農武裝等方面進行了全新的實踐鍛煉，為黨獨立領導武裝作了前期準備。大革命后期，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隨后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血的慘痛教訓使共產黨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必須拿起槍桿子，堅決進行武裝反抗。

　　隨后，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此前，朱德遵照黨中央的指示，轉到南昌的國民革命第三軍工作，擔任該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之后又出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因為這個軍是云南部隊，里面有不少舊部和老同事，他與這支部隊的高級軍官們有著很深的淵源。因此，黨中央要求朱德參與南昌起義的籌備工作。

　　1927年7月27日，以商人身份作掩護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到達南昌，住進花園角2號的朱德寓所。朱德攤開精心繪制的南昌市區地圖，詳細地向周恩來匯報了敵軍的兵力部署。

　　7月31日晚，朱德奉前委指示，利用他與滇軍的“舊誼”，把敵方的兩位團長請到離他們駐地很遠的嘉賓樓盛宴款待。酒足飯飽之后，又到距嘉賓樓不遠的大士院32號打牌消遣。午夜，賀龍部一副營長得到起義消息跑來向其團長告密。朱德不露聲色，沉著應對。送走“客人”，朱德迅速趕到指揮部向賀龍總指揮報告，賀龍又立即向坐鎮前委秘密指揮所的周恩來匯報。前委果斷決定，起義由原定的8月1日凌晨4時提前到2時。到清晨6時，城里的國民黨軍隊全部肅清，起義取得了成功。

反映南昌起義的繪畫

　　在南昌起義中，由于剛回國參加工作不久，更主要是因為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朱德還不是前敵委員會的成員，但是他對南昌起義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如周恩來的高度評價，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向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