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是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董必武也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作為曾經的同盟會元老，從兩次國共合作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董必武以豐富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為推進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首次提出了“民主的聯合戰線”問題。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馬林建議，為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圖為廣州中共三大會址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實際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董必武在國民黨中央、湖北省黨部和政府內均擔任要職，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湖北省黨部常委。

　　董必武堅決貫徹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提出的“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的方針，認為要實現、堅持和發展黨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一定不能丟了領導權，必須要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董必武在湖北開展革命工作期間，始終堅持不能放棄自己力量的觀點，注重把領導權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秘密籌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并改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贛兩地省委，調整補充了中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發動了大批農民、學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此同時，他充分利用改組后的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參加革命活動，把湖北國民黨組織建設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使武漢成為北伐戰爭后期國共合作的重要舞臺。

　　此外，董必武還非常贊成和支持毛澤東發動農民和武裝斗爭的主張。1926年，董必武主持籌建了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后擴大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董必武親自任教，向農民運動干部宣講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理論政策。1926年底，董必武籌辦湖北中小學教師黨義研究所，剖析當時革命形勢、闡釋統一戰線之必要性。在武裝斗爭方面，董必武認為堅持革命非武裝不可，建立和發展工農武裝是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保證。他指出：“革命要黨員武裝化、民眾武裝化。我們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裝不可。”1926年，他在漢口建立黨的秘密聯絡點，為各地工農武裝收藏并轉運槍支彈藥，指導湖北等地的農民建立農民自衛團。在大革命慘遭失敗的危機時刻，他親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勵同志們轉入隱蔽斗爭，堅持“武裝斗爭”，為鞏固革命統一戰線保存積蓄了實力。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舉行南昌起義。董必武與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2人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蔣、汪，號召進行堅決斗爭。11月，中共鄂東特委舉行黃麻起義，以董必武的名義出布告、發傳單，號召工農開展武裝斗爭。

　　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董必武根據黨的指示東渡日本。1928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后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參加長征，歷經千難萬險，走完長征路。到達陜北后，董必武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