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總司令與格達活佛（喜饒尼瑪提供）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 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抗日救亡浪潮中，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為了北上抗日，開始了震撼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從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先后經過了四川、云南、甘肅、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區。他們克服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在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下，順利北上，同時也在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于1935年5月進入四川涉藏地區。在這里，他們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了長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占領達維、懋功（今四川阿壩州小金縣）與先期到達這里的紅四方面軍會師。繼而，翻越夢筆山，從卓克基到毛爾蓋，踏盡茫茫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于1935年10月到達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

　　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等率領下，于1936年底到達云南中甸藏區。后渡過金沙江，抵甘孜地區。6月在絨壩岔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此后，部隊重新北上，經阿壩、岷縣等地，于10月在甘肅會寧完成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

　　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程最為曲折，他們“三過草地，四越雪山”，在涉藏地區的時間也最長，達一年零五個月。他們是1935年5月進入藏區的理番、懋功（今四川阿壩州小金縣）等地，6月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之后，張國燾違背中央指示，擅自率部至甘孜。1936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于甘孜匯合，經朱德等同志的斗爭和說服，張國燾被迫撤銷偽中央，紅四方面軍始與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于7月初離開甘孜，經阿壩、臘子口等地，到達甘肅會寧，后至陜北。

　　今天，在紅軍長征勝利85周年之際，我再次重溫了紅軍經過四川涉藏地區的那些事。

　　中國工農紅軍在北上路經四川省涉藏地區時，模范地執行了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用行動贏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深入人心。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消滅紅軍，“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還利用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制造和挑起的民族隔閡和民族糾紛，拉攏藏族土司頭人設置重重關卡，進行武裝阻擊，同時在群眾中散布大量謠言，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共產共妻”“青面獠牙”，挑撥民族關系，驅逼群眾離寨上山，運走糧食和牲畜，妄圖置紅軍于死地。為此，紅軍在進入四川涉藏地區前后，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指示、決議和布告，如《告川西北藏彝民族書》《共產黨紅軍對番人的主張》《紅軍對番民的十大約法》等。紅軍每到一地，都利用各種形式大力宣傳民族平等，加強民族團結的主張，宣布境內藏、漢、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權利，禁止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任何人不準稱呼藏族同胞為“蠻子”，并號召各族人民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團結友愛，共同反對國民黨軍閥的統治，打倒帝國主義。他們向藏族人民揭露民族壓迫的階級根源，指出黨和紅軍就是為了把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從被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來，實現全國人民的大統一、大團結。紅軍對藏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一概采取尊重和保護的政策，規定部隊不得進入寺廟，不動藏族人民供奉的神像、神龕等。為尊重藏族風俗習慣，部隊冒著嚴寒露宿野外，購買糧草，一律以現金支付。他們積極為藏族人民辦好事，熱情學習藏語，和藏族群眾交朋友。

　　工農紅軍在四川涉藏地區，軍行所至，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使藏族人民認識到這是勞動人民自己的隊伍，由懷疑、懼怕到衷心擁戴。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看到紅軍的所作所為深受感動，即派喇嘛進山召回村民，要他們安心生產；動員群眾多吃野菜，省下糧食支援紅軍；到其他寺廟，向活佛、僧人宣傳紅軍，希望他們支援紅軍。僅據紅軍政治部當年出具的收條和證明統計，他所在的白利寺支援紅軍糧食（青稞、豌豆）7000余斤、軍馬15匹、牦牛19頭。云南中甸歸化寺也為紅軍籌得大批糧食，僅青稞就達66萬斤。藏族群眾打消了疑慮，從山林中走了出來，積極為紅軍籌集、運輸糧草，照顧傷病員。不少人參加了革命工作，為紅軍當翻譯、做向導，協助紅軍宣傳黨的政策。在此期間，紅軍數萬人的糧草都由藏族人民供給，這一任務是十分艱巨的。當時，紅軍在僅有3萬人口的丹巴就籌得糧食34萬多斤。爐霍朱倭一位名叫馬交切繞的藏族群眾把家里儲存起來準備為年邁的父母辦喪事的糧食，也全部獻給了紅軍。當時，紅軍第四方面軍數萬人在甘孜、爐霍等地停留了5個月；紅二方面軍20000余人從進入到離開約有2個月。如果以最低標準每人每天耗糧1斤計算，紅軍約須消耗糧食數百萬斤，也就是說，在紅軍所至之處的藏族人民，人均為紅軍供應了約100斤糧食。藏族老百姓為了支援紅軍，獻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點羊毛，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他們“對保存紅軍盡了最大的責任”。所以朱德同志在當年曾動情地說：“我們能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發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幫助。我們還要北上，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們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正是在藏族人民的支援和幫助下，紅軍才在條件十分艱苦的高原得到了休整、補充，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藏族反動上層剿滅紅軍的陰謀，最終順利踏上抗日之路。

　　為了使藏族人民真正獲得解放，紅軍在這些地區號召民眾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和封建主的統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中共中央《告康藏西番民眾——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的斗爭綱領》（草案）指出：“康藏的民眾要結束這種水深火熱的情況”，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在紅軍的幫助下，各級蘇維埃政權先后建立起來。1935年夏，阿壩地區的小金、阿缽梁子區（下轄六個鄉）召開了藏民大會，率先建立藏民蘇維埃。以后，卓斯甲、丹巴等地的革命政權也相繼建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自治政府在綏靖（今四川大金縣）成立。“格勒”是當地藏族群眾的自稱，“得沙”意為民眾或百姓。它的主要宗旨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爭取藏族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奮斗。其所轄范圍基本上是以綏靖為中心，包括丹巴、綏靖、懋功、崇化、黨壩、撫邊等六縣，以及卓斯甲道、阿壩特區蘇維埃政府。各縣蘇維埃政府下設有區、鄉、村蘇維埃政府。1936年5月1日，在道孚、爐霍、甘孜等地成立的各級革命政權的基礎上，中華蘇維埃波巴政府在甘孜宣告成立。朱德同志到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波巴政府提出推翻國民黨在涉藏地區的衙門官府；打倒英、日帝國主義；實行民族平等、自主；信教自由，還俗自由等等。同時，還規定，自治政府要為紅軍籌措軍糧、馬料和羊毛，調派向導、通司（翻譯）及其他支前勞力，安置救護紅軍的傷病員。涉藏地區各級蘇維埃政權的組成人員，都以藏族勞動人民為主體，吸收了愛國的民族宗教人士代表參加，并經過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它體現了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和統戰政策。這些革命政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向廣大藏族人民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帶領群眾發展生產，接濟貧苦農民口糧和種子。在部分地區，波巴政府還領導藏族群眾進行了土地改革，把沒收反動分子的土地、牛羊、農具、糧食等，按經濟狀況和人口多少分給窮苦百姓。波巴政府還組建了革命武裝，如“波巴自衛軍”“番民獨立團”“藏民獨立師”等，為穩定這些地區的社會秩序，打擊反動武裝，以及偵察敵情、籌集軍糧等作出了較大貢獻。

　　1936年，紅軍離開涉藏地區，揮兵北上。大批藏族人民的優秀兒女跟隨紅軍投入抗日的洪流。波巴政府騎兵隊大部分被編入以許世友為司令的騎兵師。據紅軍總部文件記載，僅1936年4月就有200余名爐霍、甘孜、道孚的藏族群眾加入紅三十軍。在丹巴，僅巴底鄉就有270余人參加紅軍。紅軍在瞻化（今四川新龍）也動員了不少藏族群眾參軍，一位紅軍干部回憶說：“這些人參軍以后，都成了宣傳員，對在長征途中作少數民族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原乾寧波巴政府主席仁欽多吉當時已經42歲了，仍毅然參軍。他北上后，妻子被逼致死，孩子在群眾掩護下，才僥幸活了下來。這些藏族戰士跟隨紅軍，“萬里赴戎機”，為祖國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戰，許多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陜北的幾位藏族紅軍戰士（埃德加 斯諾攝）

　　紅軍北上后，國民黨軍隊勾結反動土司頭人，對留下來的紅軍戰士和幫助過紅軍的藏族群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迫害。如甘孜一地就有40余名波巴政府成員和紅軍傷病員被殺害，有的還被挖去雙眼；爐霍宜木鄉波巴政府副主席次召洛吾全家3代7口一夜之間慘遭殺害。但藏族人民絲毫沒有動搖對革命的信念，他們為了保護紅軍傷病員，盡了最大努力，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如白利寺格達活佛就將紅軍傷病員接到寺內，裝扮成僧人，為他們治病養傷，先后有200余名紅軍傷病員康復后由他派人安全送出當地。甘孜波巴政府主席為換取5個紅軍傷病員的生命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瞻化益西寺僧人志瑪塔為了使紅軍傷病員早日恢復健康，不顧違反教規，偷偷下河捉魚熬湯。這些生動事例至今在當地廣泛傳頌。

　　紅軍長征經過涉藏地區，把革命真理傳播開來，撒下了革命的種子，使藏族人民堅信紅軍的路才是自己獲得翻身解放的路。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藏漢各民族團結史。從此，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主張深入藏族人民心中。紅軍在這些地區較為成功地解決了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隔閡，從而成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妥善處理民族問題的一次偉大實踐，為今后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紅軍長征在涉藏地區的歷史，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藏族人民對紅軍的巨大支援和紅軍的深遠影響將進一步推動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