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民主黨派正深入開展“矢志不渝跟黨走、攜手奮進新時代”政治交接主題教育。隨著統一戰線形勢任務的不斷變化，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被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呈現新的時代特征。無論風云如何變幻，各民主黨派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立場永遠不變，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政治態度永遠不變。

　　清明時節，在這中華民族緬懷先人的傳統節日，讓我們用片刻的時間，緬懷民主黨派先賢，重溫他們矢志不渝跟黨走的歷史感悟和心聲。

　　宋慶齡

　　宋慶齡（1893—198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國家名譽主席，民革第一任名譽主席。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慶齡的名字不僅與孫中山和他開創的事業聯系在一起，也與中國共產黨和黨開辟的革命事業聯系在一起。在與國民黨反動派堅決抗爭的同時也在不斷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宋慶齡的內心深處，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最徹底的革命者。

　　“歡迎我們的領導者——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江西的叢山里、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難困苦中百煉成鋼、在農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領導者。向中國共產黨致敬。”

　　（宋慶齡：《向中國共產黨致敬——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1949年）

　　“像我這樣一個非共產黨員，能夠列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沒有黨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深信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于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

　　（宋慶齡在中共八大上的致詞，1956年）

　　李濟深

　　李濟深（1885—1959），民革創始人之一，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早年畢業于北京陸軍大學，曾留學日本。北伐戰爭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留守廣州。1933年聯合十九路軍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號召，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共政策。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前途便逐步走向光明，取得今天光輝燦爛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為我們中國人民帶來了今天的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為東方各民族建立了強大的革命堡壘，為世界和平民主陣營增強了反侵略力量，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歡欣鼓舞地來舉行盛大的慶祝嗎？”

　　（李濟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1951年）

　　“十年國慶萬年紅，衡麓光輝永照中。我與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李濟深臨終前四天作：《國慶后寫興》）

　　何香凝

　　何香凝（1878—1972），民革創始人之一，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畫家，共產黨人的老戰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1904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是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隨同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皖南事變”后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送施。抗戰勝利后，她參與發起成立民革，公開宣示推翻國民黨統治，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立新中國。

　　“要搞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1946年，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何香凝說）

　　“孫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偉大的，但毛主席和共產黨所實現的卻遠遠超過了孫先生的理想。”

　　（出自1957年6月2日的《人民日報》）

　　張瀾

　　張瀾（1872—1955），民盟創始人之一，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緊密相聯。1941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戰勝利后，響應中共團結統一、和平建國的主張，堅定地與共產黨保持一致，反對內戰。他參與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支持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

　　“共產黨的本領真是大得很！”“共產黨真是為國為民的黨！謙虛、謹慎、勤勞、節儉，真是他們的偉大之處！我們每人都要認真學習。”

　　（1949年毛澤東會見張瀾，張瀾說）

　　“我一身經歷了幾個朝代，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使我終于發現，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祖國、為人民謀福利的惟一政黨。”

　　（在幾十年的革命探索和斗爭中，張瀾感慨）

　　沈鈞儒

　　沈鈞儒（1875—1963），民盟創始人之一，民主愛國人士。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等職。1905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191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36年，他與宋慶齡等發起并組織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觸怒當局而遭入獄，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之后，他為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建立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很大貢獻，被譽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

　　“共產黨是人民的黨，它的政治主張是正確的，是得到人民擁護的，我們贊成它的主張有什么不好？這樣做是光榮的。”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中共抗議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拒不出席，救國會的參政員沈鈞儒等人拒絕出席。救國會對中共如此認同，招致來自國民黨及社會上的非議，沈鈞儒對此回應）

　　“在奔走調停中，我發現中共說話算數，說到一定做到，他們是真正為了人民，為了國家。還有一點，中共不僅方針正確，主張正確，論個人人品，他們每個人都品質高尚，作風正派。魯迅生前曾說過，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肩上，這一論斷完全正確。”

　　（抗戰勝利后，沈鈞儒與孫曉村同在上海恢復救國會的活動，在此期間沈鈞儒對孫曉村說）

　　黃炎培

　　黃炎培(1878-1965)，民盟、民建創始人之一，民主人士，教育家、職業教育的積極倡導者。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等職。早年加入同盟會，1941年代表中華職業教育社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訪問延安，發表《延安歸來》。同年發起組建民主建國會，任常務理事。曾在延安與毛澤東有一場精彩的“窯洞對”。

　　“延安五日所見，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中共現時所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的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

　　（黃炎培：《延安歸來》，1945年）

　　“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

　　胡厥文

　　胡厥文（1895—1989），民建創始人之一，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實業家。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1918年畢業于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科。此后創辦上海新民機器廠、合作五金公司等企業。“八一三”事變后，拆廠內遷，在重慶、桂林、祁陽等地創辦機器廠等企業。1945年參與發起組織民建，任常務理事。返回上海后，任新民機器廠總經理，創辦《中國工業》月刊社。

　　“我這個人，秉性很倔，誰都別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

　　（胡厥文曾說）

　　“黨派今何似？長松附蔦蘿。百年生死共，痛癢共搔摩。”

　　（胡厥文：五言絕句《長期共存》）

　　馬敘倫

　　馬敘倫（1885—1970），民進創始人之一，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他的一生極具代表性地體現了中國近現代愛國知識分子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最終走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路程。

　　“全國一致在企望著賣國殃民的反動的獨裁政權早一日消滅，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在企望著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給一個鼓勵和安慰的啟示。現在是得到了……這次的口號，是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

　　（馬敘倫：《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1948年）

　　“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

　　（馬敘倫在病床上的絕筆）

　　周建人

　　周建人（1888—1984），民進創始人之一，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魯迅研究專家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主席。1919年，周建人遷居北京，23年潛心研究生物學，并從事著譯工作，提倡婦女解放，普及科學知識。1932年參加宋慶齡、魯迅等發起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抗日戰爭期間，與上海文化教育界愛國知識分子秘密組織“馬列主義讀書會”。1945年與馬敘倫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當選為理事。

　　“實際上因為共產黨產生于中國的人民，與人民都是人民群眾里的一部分，說起話來，自然會有相同之處。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理所當然的。人民實在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

　　（周建人：《一個淺近的道理》，1946年）

　　“我今年九十三歲了，一生經過了三個時代，做過大清王朝的臣民，民國治下的百姓，人民中國的主人。得到一條最根本的真理，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周建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81年6月26日《人民日報》）

　　鄧演達

　　鄧演達（1895-1931），農工黨創始人之一，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愛國民主人士。曾參加辛亥革命，兩次率兵討伐陳炯明叛軍，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嘉許。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1927）時期，鄧演達是國民黨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忠實執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共產黨人親密合作，在他的支持下，中共的有關工作得到順利開展。鄧演達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的政治基因注入了不可磨滅的合作初心。

　　“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繼續合作，恢復國民革命，努力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

　　（鄧演達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申述自己的觀點時希望繼續維護國共合作，1927年）

　　“是盡過很多勞作，而且曾發動了廣大的群眾，打破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沉睡。”

　　（鄧演達曾對中國共產黨的作用作了肯定，1931年）

　　黃琪翔

　　黃琪翔(1898—1970)，農工黨創始人之一，民主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的摯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長、農工黨中央副主席等職。黃琪翔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擁護者，他經歷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偉大變革時期，同中國共產黨有長期合作的歷史，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建立了赫赫戰功，是著名的愛國將領。

　　“共產黨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系。”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流亡日本的章伯鈞等一批同志受到鼓舞，決定參加抗日民族戰線，寫信給在德國的黃琪翔，黃琪翔回信贊同）

　　“中國從此可以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敵人的統治，成為一個新興的國家了。我對于這個即將到來的新興國家的政治面貌，當然不可能有具體的、正確的預見，但在報紙上接觸到的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則十分欣賞，認為十分正確，認為按照這個方針做下去，中國便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富強繁榮的國家了。假如說，我當時對共產黨有信仰、有信心的話，也就是止于這一點。”

　　（黃琪翔：《我的自述》）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868—1955），致公黨創始人之一，著名華僑領袖。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04年，孫中山赴美活動，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其后，司徒美堂多次發動籌款，支持國內的革命。為支持抗日，司徒美堂發起成立“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1948年，司徒美堂公開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及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張。司徒美堂的政治選擇非常明確，完全站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陣營，對新政權充滿希望。

　　“美堂奔走革命六十余年，深信民主政治必須實現，今南京蔣介石政權，專制橫暴，倒行逆施，貪污腐化，賣國求榮，發動剿民內戰，搜刮民間資財，人心向背，千夫所指，覆亡之日，必在不遠。貴黨與各民主黨派所號召之新政治協商會議，以組織人民聯合政府，美堂認為乃解決國內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示擁護。當號召海外僑胞與洪門兄弟誓為后盾。”

　　（司徒美堂：《上毛主席致敬書》，1948年）

　　“我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人，談到對中國人民的革命貢獻，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主要是靠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得來的。我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949年，司徒美堂抵達北平，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前，在香山拜訪毛澤東時說）

　　陳其尤

　　陳其尤（1892—1970），致公黨創始人之一，愛國民主人士。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致公黨中央主席。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先后參加了黃花崗起義、惠州戰役等革命活動。1931年加入中國致公黨。抗日戰爭期間，陳其尤開始接觸中國共產黨人。1949年，陳其尤作為致公黨首席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實在是適合今天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又是中國人民歷史上空前的創舉。”“本黨因為歷史關系，黨員多為華僑，今后，我們愿盡最大的努力推動僑胞，各盡所能為新民主主義祖國的建設而共同奮斗！”

　　（1949年，陳其尤作為致公黨首席代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

　　“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這些年來，領導中國人民做了許多工作，成績巨大，舉世同欽，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黨派能得到如中國共產黨今天這樣高的政治威信。”

　　（陳其尤：《偉大變化的十年間》，1957年）

　　許德珩

　　許德珩（1890—1990），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愛國人士、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學者。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水產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他結識了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在“五四”運動中是著名學生領袖之一，起草了《五四宣言》。在我國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許德珩同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和宋慶齡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李大釗是北京大學，也是中國第一位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者。十月革命后，李大釗成為了我國思想界的領袖，團結在李大釗周圍的青年，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我榮幸就是其中一位。”

　　（許德珩回憶李大釗）

　　“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我感到無限光榮。我要永遠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死而后已。”

　　（89歲高齡的許德珩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表示）

　　周培源

　　周培源（1902—1993），著名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九三學社社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師從海森堡、泡利、愛因斯坦等物理學大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拒絕加入美國籍，放棄優厚的待遇，率全家返回祖國。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的活動，新中國成立后，為人民的科學教育事業，為世界和平事業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深切感受到，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從此，他以滿腔的熱情投身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事業，始終不渝。

　　“毛主席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使我深受教育，終生難忘。”

　　（1973年，周培源陪同楊振寧去見毛澤東）

　　“周總理英姿勃勃，意氣風發，對新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周培源第一次見到周恩來）

　　謝雪紅

　　謝雪紅（1901—1970），臺灣彰化人，臺盟中央首任主席。1925年到上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上海參加建立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任候補中央委員。同年到臺灣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被捕。抗日戰爭勝利后，在臺灣組織“人民協會”，任中央委員。1947年參加臺灣“二·二八”起義，領導臺灣中部地區人民武裝斗爭。同年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屆理事會主席。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婦聯執委，全國青聯副主席，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臺灣人民確認，必須在中共領導下才能完成中國人民的革命，才能解放臺灣。”

　　（1949年9月24日，《光明日報》刊登了各民主黨派代表的專訪，謝雪紅表示）

　　“全臺灣省人民完全擁護這個全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完全支持行將產生的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這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謝雪紅作為臺盟首席代表作了發言）

　　蔡嘯

　　蔡嘯（1919—1990），臺灣臺南人，臺盟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臺盟總部主席。1937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營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團長。1978年，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我國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特別是他認真貫徹統一戰線和對臺工作方針政策，對全國政協和臺盟的機關建設，對落實臺胞政策和聯絡海外臺胞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臺灣是中國人民的，我們絕不允許國民黨殘余和侵略者占住中國一寸土地。”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歷史文件公布后，蔡嘯表示。

　　“學習和掌握黨的對臺方針政策，宣傳黨的對臺方針政策，做好我們這個方面的對臺灣人民群眾的工作。”

　　（1981年，蔡嘯在全盟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轉述鄧穎超“對臺工作遍地是黃金”的話語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