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瀾先生是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我國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張瀾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1911年發起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領導四川人民開展保路運動。抗日戰爭期間，張瀾任四川省抗戰后援會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張瀾1941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瀾擔任民盟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蔣介石不御外侮，積極反共。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張瀾義無反顧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方，利用自身優勢，積極開展工作，為我們黨建立、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外“統戰工作者”。

　　1933年3月，張瀾出川考察，借機結識愛國志士，聯系地方勢力，為反蔣抗日作準備。當年夏天，他考察歸來，剛到南充，聽到四川地方軍閥陰謀誘殲紅軍于蓬安縣境內，他立即派人星夜奔赴儀隴縣馬鞍場紅軍指揮部送信，使紅軍有所戒備。

　　1935年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執行局情報處派張曙時到四川，經張瀾介紹給劉湘，借以開展對劉湘的統戰工作，促成劉湘派代表去桂林簽訂“紅（紅軍）、桂（廣西）、川（四川）軍事協定”，壯大反蔣抗日力量。隨后，張瀾又促成劉湘派王干青去陜北與中共中央聯系；中共中央亦派李一氓為代表，到成都與川、康軍政首腦聯系。張瀾受劉湘委托，同鮮英、鐘體乾代表川、康方面與李一氓會談，達成聯合反蔣抗日的協定；并由劉湘資助一筆現金，購買食鹽、布匹、西藥等大宗物資，運回陜北。

　　“七七事變”前后，中共中央派干部從陜北到四川，開展黨的工作。中共川北工委書記于江震，在張瀾的幫助和掩護下，很快恢復并發展了黨在川北的地下組織。于江震恢復的中共南充中心縣委，就設置在張瀾老家附近的小學校內，長期受到妥善的掩護。另一名黨員賈子群在南充創辦建華中學，張瀾擔任了名義校長，校務交由賈子群等共產黨員主持，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干部。在張瀾主持的慈善團體——成都慈惠堂，共產黨員肖華清、周烈三、吳恩灼、袁觀等均任重要職務，使該處成為地下黨在成都的重要據點之一。周恩來還介紹共產黨員楊伯愷從上海回成都，協助張瀾開展文化教育界的統戰工作。

　　1938年7月，張瀾去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與周恩來等中共參政員會晤，對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更加了解和擁護。當時，抗日形勢險惡，投降危機嚴重，周恩來以張瀾在西南地區的聲望很高，殷切期望他能協助中共的工作，聯絡西南的軍政、文教、實業各界和其他社會上層人士，群策群力，挽救危局。周恩來還指定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周怡和在中共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同張瀾密切聯系。張瀾不負周恩來的期望，促成龍云、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西南軍政首腦在政治上向進步方面轉化，聯合抵制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使西南地區的民主運動得以開展，擴大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9年6月，國民黨制造湖南“平江慘案”，屠殺共產黨人，張瀾在重慶特園邀請董必武向各界民主人士報告“平江慘案”的經過，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消息，激發了廣大人民的義憤。1940年3月，國民黨特務重演希特勒“國會縱火案”的故伎，在成都制造“搶米事件”，借此逮捕中共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康特委做軍事工作的車耀先等。董必武派潘梓年從重慶專程到成都請張瀾營救；只因蔣介石蓄謀屠殺共產黨人，并向地方勢力施加壓力，他營救無效，羅、車等同志后來壯烈犧牲。當張瀾先生識破“搶米事件”的陰謀時，力勸鄧錫侯、潘文華不要上蔣介石的當，他為此陰謀事件寫信給蔣介石，警告蔣不要破壞團結，動搖后方，危害國本，特務的暴行才暫時有所收斂。

　　1941年1月，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破壞的危險。國、共以外的各黨各派為團結民主力量，有利于調解國、共之間的摩擦，制止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以堅持團結抗日而斗爭，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瀾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參加民盟，經各政團的推舉，于危難之際，出任民盟主席。在共產黨和周恩來的幫助下，他領導民盟與黨配合，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同年11月，張瀾在國民參政會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向國民黨提出結束訓政、成立民意機關、保障人民各種自由、取消特務組織等十項主張，獲得董必武、鄧穎超等23位參政員的聯署。蔣介石見此提案將動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拍案大罵，下令對他進行監視。特務頭子戴笠立即強租與他所寄居的特園相毗鄰的康莊，布置特務，嚴密監視他的活動。但他毫不懼退，照常在特園召開民盟的會議，并經常在此與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等代表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商談國家大事。

　　抗日戰爭后期，中共南方局先后派華崗、張友漁到成都工作，張瀾先生盡力協助他們，使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在西南地區進一步擴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