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來（右）、葉劍英（左）與張沖（中）在西安合影。

　　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到處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氛圍。當時，周恩來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張沖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總干事，是國民黨特務機構的頭頭。周恩來與張沖是直接的對手。

　　為了攻擊周恩來，張沖專門策劃上海《申報》等國內主要報紙相繼刊出所謂的“伍豪事件”（“伍豪”是周恩來在白區工作時化名），造謠周恩來已叛變，脫離了共產黨組織，以蠱惑人心，給周恩來的工作造成極大的被動。

　　西安事變后，為了實現國共二次合作以挽救民族危亡，周恩來、張沖各為雙方談判代表，周恩來捐棄前嫌，竭誠相待，讓張沖深為感動，兩人遂成好友。張沖為國共兩黨合作不懈努力，不顧頑固派攻擊陷害，與中共建立秘密電臺聯系，凡周恩來與蔣介石的見面，都積極安排和周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兩黨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張沖極力彌合。但到了8月，張沖不幸病逝。周恩來提議為其追悼會捐款3萬元，親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在發表講演時語不成聲，滿座為之動容。

　　周恩來說：“我與淮南先生（張沖字淮南）初無私交，且隸屬兩黨，所往來者亦悉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更未以勤于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氣的。”

　　“先生與我，并非無黨見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這件事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如同引爆了一顆炸彈。當時的重慶特務如林，周恩來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中，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周恩來卻平靜地廣交朋友，編織了一張真誠正義的大網，反過來彌蓋整個重慶，令特務頭子戴笠也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