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濟深（左）與郭沫若（中）歡迎毛澤東（右）由西柏坡到達北平

　　李濟深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李濟深親身參加了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為民主革命、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李濟深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半個多世紀的過程中，他能夠順應時代前進的潮流，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辨明正確的方向，從而堅定不渝，不斷前進，最終走上了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正確道路。1985年11月，楊尚昆同志在李濟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指出：李濟深先生走過了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道路，得到了一位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的光榮歸宿。

　　1885年，李濟深出生在廣西蒼梧的一個富農家庭。1904年，李濟深考取了兩廣陸軍中學，從此走上了從軍的道路。1910年，李濟深被保送到保定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官。1921年春，李濟深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曾任粵軍第一師師長。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李濟深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教練部少將主任。

　　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7月，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總司令職權。此后，李濟深逐漸成為南方地區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全權的最高領導人。

　　1927年4月初，李濟深到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會后，返回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后，李濟深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軍總指揮。9月，國民黨寧、漢、滬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八一南昌起義后，李濟深曾派重兵圍攻進入潮汕地區的起義部隊。對于這段經歷，李濟深認為是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段，后來“深感內疚”。

　　1929年3月，蔣介石和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爆發蔣桂戰爭。3月21日，蔣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扣押，軟禁于南京湯山，剝奪軍政大權。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被釋放。1932年5月，李濟深寫了一封長信痛罵蔣介石，宣布與他絕交，隨即辭職，掛冠而去。不久，李濟深去了香港，走上了反蔣抗日的道路。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軍事政變，并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軍事協定。從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李濟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主張國共合作，一致抗日。蔣介石鑒于全國的抗日形勢，撤銷對李濟深的通緝令。李濟深抱著共同抗日的愿望回到國民黨內，并先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盡力協調國共兩黨兩軍的關系，調處“摩擦”事件，為推動各派力量堅持民主、團結抗日和保護進步力量做了不少工作，深得各界愛國人士的擁護，也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評價。

　　1940年5月，李濟深回到廣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在堅持抗戰、促進民主、支持和保護民主力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在全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就在這次反共高潮氣氛最緊張的時候，李濟深冒著極大的風險，放走了秘密離開重慶途經桂林去香港的民主人士鄒韜奮和梁漱溟；營救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并將其送上去香港的飛機……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夏衍、范長江、楊東莼、姜君辰、張鐵生等一大批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都安全離開了桂林。到1942年底，先后被李濟深釋放的中共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愛國青年已有70多人。在1943年國民黨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李濟深在桂林又放走了一批中共黨員。

　　李濟深盡力保護民主人士和愛國青年的行為讓蔣介石大為惱火，于是蔣介石于1943年底撤銷了桂林軍委辦公廳，另委李濟深為空頭的軍事參議院院長，欲將李濟深調往重慶。李濟深深知蔣介石的用意，未去重慶就任，繼續留在桂林，以他自己的政治影響支持抗日民主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濟深聯絡馮玉祥等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的內戰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濟深聯絡國民黨內愛國民主人士，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反對蔣介石內戰獨裁，為促進國內和平民主而努力。內戰爆發后，李濟深利用他與國民黨軍隊的關系和淵源，積極策動他的老部下不為內戰賣命，并以各種方法起來反對內戰，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1947年3月9日，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國民黨內“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勇敢地站出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公開舉起反蔣旗幟。1947年5月1日，李濟深出席了中國致公黨在香港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致公黨主席。

　　在公開舉起反蔣旗幟之后，李濟深積極聯合國民黨內的民主力量，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正式成立，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和中央委員會主席。民革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內民主派與反動派的徹底決裂，是中國政治斗爭中的一件大事，在國內外立刻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重視和歡迎。從此，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就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一道，密切合作，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和建立新中國而共同戰斗。

　　1948年5月5日，李濟深代表民革發表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之后，為了擴大和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新政協會議的召開作準備，李濟深積極參與了各民主黨派以香港為中心開展的新政協運動，就如何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發表了宣言，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和主張。

　　1948年12月，應中共中央邀請，李濟深離開香港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1949年6月，他代表民革在北平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9年9月，李濟深代表民革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濟深支持抗美援朝，擁護土地制度的改革，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擁護黨和政府有關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作為民革中央的主席，李濟深在動員和團結原國民黨及與國民黨有歷史關系的人士，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新中國建立后，李濟深（左一）與毛澤東（右一）、朱德（右二）、宋慶齡（左二）在一次招待會上合影。

　　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代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全國工商聯向大會獻禮，表達了與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的精神。1959年建國十周年時，他帶病代表各民主黨派致獻詞，重申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真理。

　　10月初，李濟深在病重之際與民革同志談話，他強調，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民革本身歷史發展的自然歸宿，猶如江河之歸大海。當初民革在香港，在中共南方分局和諸兄的幫助下，使我深明大義，認識到別無他路，只有作此選擇。北上之后，我就此問題講過多次，好讓后人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永遠和我們保持一致，代代相傳。做不到的人，不要吸收入黨。

　　這次談話后不久，李濟深在1959年10月9日逝世。在逝世前，李濟深寫下一首《十年建國萬年紅》：“十年建國萬年紅，衡岳光輝永照中。我與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見九州同。”這是李濟深留下的最后一首詩，體現了他對民革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建設國家的政治囑托，也表達了他對祖國完全統一的熱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