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降臨人世之際，母親與兩位姐姐皆在領主府邸中辛勤耕耘，終生為奴，作為忠實的仆人。當時，家境貧寒，我們頭頂無片瓦遮風擋雨，腳下亦無立錐之地。”格勒說，自己的出生時間至今成謎，母親只記得那年大雪紛飛。作為農奴之子，他幼年與家人擠在領主家走廊棲身，勉強抵御寒夜的侵襲。

　　近日，中新網記者專訪新中國首位藏族博士——格勒。這位從四川甘孜的鄉村田野中走出來的學者，如今已是中國藏學研究領域的權威。在回憶童年的歲月時，他的眼中閃爍著對過往的感慨與追憶。格勒的成長歷程，與中國藏學從邊緣走向國際舞臺的歷程緊密相連。

　　他回憶道，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十八軍進藏時，他的家鄉社會制度還未經歷變革，他們一家仍是農奴身份。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成為命運轉折點，全家分得領主新房，母親堅持“讓兒子讀書識字”的想法得以實現。在甘孜民族中學，他省下糌粑換《三國演義》連環畫，漢語水平突飛猛進。196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學藏語文翻譯班，卻成了與母親的永別。

　　“起初，我投師于一位喇嘛，開始學習藏文。那段日子里，由于缺乏紙筆，我們不得不在涂有爛酥油的模板上撒上一點灰燼來書寫文字。”改革開放后，格勒先后完成本科、碩士、博士學業。在中山大學攻讀人類學期間，系統學習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等課程。1985年帶隊在甘孜新龍縣谷日村考古，發掘出被定為一級文物的核桃形雙耳罐，其成果載入《新龍縣志》并成為甘孜州博物館鎮館之寶。

　　“我的老師梁釗韜教授曾讓我明白，藏學不能閉門造車，必須運用考古、用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多學科進行綜合研究。”格勒說，那段考古經歷讓他深刻認識到多學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其英語能力也在與外國學者交流中顯著提升。

　　198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開創性提出藏族文化“多元一體化”理論，論證西藏原始文化與中原的密切關聯。近年在甘南州發現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證據，佐證了他關于“西藏高原是原始人類故鄉”的大膽假設。該論文英文版在瑞士國際會議上引發轟動，成為國際藏學界認知中國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多次參加國際藏學會，發現國際藏學界多是西方學者發聲，但當時西方學者有一個明顯的缺陷，他們大多數根本沒有來過西藏。”作為首批走出國門的藏學學者，格勒先后應邀赴歐美20余國訪問講學，講述一個真實的、正在發生變化的西藏。他親歷國際藏學會議從西方主導到中國發聲的轉變，用香格里拉幻想與農奴制真相的對比演講打破西方偏見。針對近年西方部分輿論對西藏寄宿制學校的質疑，他以親身經歷闡釋“三包政策”惠民實質。在視頻對話中，展示藏北民眾的真誠認可。

　　“我從事藏學研究40余年，發表百余篇論文、10余部專著。”近年，格勒仍主持國家社科項目提出"文化適應"理論，主張傳統文化應擇善而存。面對數字化浪潮，他推動藏學通過網課、社交媒體"破圈"，并多次與國外學者視頻對話。

　　從農奴之子到藏學權威，格勒的成長折射出中國藏學從邊緣到主流的蛻變。他說：“藏學成為顯學，是因為中國學者用扎實的研究成果贏得了話語權。”這位年過七旬的學者，仍在用科技跨越語言壁壘，讓世界聽見中國藏學的聲音。